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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货经济孕育消费新动能 电商平台“创新”年货之路******

　　阅读提示

　　以年货经济为主导的新消费模式，将引导更多的厂家积极创新，不断投入到年货市场的开发当中。年货经济背后反映的是实实在在的消费升级，目前年货经济还有很多潜力有待发掘。

　　春节临近，年货市场越来越红火，线上线下，处处洋溢着过年的喜庆气氛：中国结、红灯笼、熏肉腊肠、瓜果蔬菜，尤其年味满满的兔年春联、栩栩如生的兔子玩偶、红红火火的“兔元素”服饰，深受大众欢迎。

　　我们的记忆当中，年货是属于瓜果糖茶的记忆，超市、菜市场留下了采办年货的足迹。随着经济的飞迅发展，年货慢慢“进化”至数字藏品、坚果礼盒、预制菜等新潮产品，满足各类人群的需求。

　　年货经济一般发生在新一年的开始，具有一定的风向标作用，年货经济繁荣和健康消费需求的旺盛，将为全年消费增长奠定良好基础。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坚果相关企业71.7万余家，预制菜相关企业6.4万余家，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年货经济背后，反映的是实实在在的消费升级，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消费占GDP的比重，促进GDP的高质量发展。

　　东西南北中 喜好各不同

　　挥别旧时光，憧憬好日子，年货买的是幸福，讲究的就是那份独特的年味。眼下，线上线下的年货节正如火如荼展开，天南海北的特色珍馐、非遗美味竞相借助电商平台走向千家万户。

　　“我们的百货商品不仅在线下卖得好，在重百云购上下单，最快隔日即能送到家，销售额也占比不小。”重庆百货新世纪商场负责人1月8日告诉记者，元旦以来，服饰、化妆品等商品持续热销，网购成为越来越多人购买年货的新时尚。

　　京东新百货销售数据显示，北京人买走了全国近两成的黄金转运珠，上海用户偏好高品质珍珠，江苏用户尤其喜爱20～50g不等的大克重金饰，如古法传承系列万元金手镯，在婚嫁、礼赠等场景需求旺盛。

　　年货节期间，川渝地区奢侈品钟表热销，其中腕表增长超12倍，儿童保暖、奢侈品和美妆同样消费力旺盛。湖北用户对夹棉家居服有着同样的高需求，搜索量同比增长都超过了200%，儿童拜年服搜索量同比增长则高达5倍，老年唐装同样是该区域最热销品类之一。

　　电商平台“创新”年货之路

　　连日来，随着各地经济复苏启动，年货节也作为岁末年初的重磅活动袭来。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各类花式好货已被呈递到消费者眼前。

　　记者从零售平台美团获悉，1月4日起，全国试点地区的消费者均可上美团搜索“数字人民币”，领取“团圆好彩头”兔年新春礼包，这是数字人民币借助佳节进一步融入百姓生活、提振民生消费的新动作。

　　1月5日，贵州茅台首次举办巽风数字世界线上发布会，发布兔年生肖酒，首次引入数字藏品。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雄军称，茅台与网易共同研发巽风数字世界，不仅开启了一场传统和现代融合的数字革命，更是茅台在数字经济领域探索新模式、开辟新赛道、构建新格局，助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有益实践。

　　在电商平台的助燃下，国潮受追捧，经典再流行。以前消费者想品尝狗不理包子，要到天津城各个门店购买，近几年，以拼多多为代表的新电商渠道大大拓展了消费群体。

　　与线下热闹的传统年货节活动相比，各大电商平台却“另辟蹊径”走起了“极简风”。记者对比多个电商平台后发现，今年年货节的电商玩法变化明显，多个电商平台均采用了“一件即可立减”的优惠规则，相较之前复杂的规则均都有了极大的简化。

　　此外，天猫年货节还联合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一页纸计划”，呼吁商家对商品说明书进行适老化改造，将繁杂难懂的说明书升级为针对重点功能清晰简述的“X步骤”简化版使用说明，让长辈们也能无障碍使用新科技。

　　如何挖掘年货经济的潜力？

　　“年货经济作为一种消费业态，因释放巨大消费潜力营造浓郁过年氛围而日益火爆，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的繁荣和发展。”重庆工商大学莫远明教授表示。

　　他认为，目前年货经济存在疫情下消费购买力下降、个别商家去库存价格虚高以次充好诱导促销、快递超负荷运转引发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还有很多潜力有待发掘。从未来品质消费升级需求来看，进口商品占比仍有待提高。此外，服务消费占比偏低。“因此，年货经济不能忽视服务的供给能力，文化、娱乐、休闲、体育、健康等多个领域增加供给，是繁荣年货经济的重要抓手。”

　　“在物流通信等硬件设施已较全面普及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加强软件建设，挖掘下沉市场、年轻一代对本土产品和健康消费领域中的潜在消费者和市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建议，年货经济应加大对电商、配送等新模式和金融服务在乡镇下沉的政策鼓励，将新业务在城乡间进行更同步的普及。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则建议，各大电商平台应积极关注我国消费结构升级、消费模式创新的趋势，协助商家开拓直播电商、跨境电商、元宇宙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优化物流体验，提供送货上门、送装一体等个性化年货服务。

　　“近年来，年货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每年都有新亮点、新趋势，孕育巨大消费新动能。新消费时尚会传导到上游供给端，促进供给结构优化，实现产业和消费双升级。”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表示，以年货经济为主导的新消费模式，将引导更多的厂家积极创新，不断投入到年货市场的开发当中。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