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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
作者： 谢新洲 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东西问丨意大利汉学家毕罗：《兰亭集序》为何在太空“出圈”？****** 中新社北京11月25日电 题：《兰亭集序》为何在太空“出圈”？ ——专访意大利汉学家毕罗 中新社记者 史元丰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最近，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意大利女宇航员萨曼莎·克里斯托福雷蒂在国际空间站行经中国上空时，在社交媒体引用了中国东晋时期书法家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名句，分别用汉语、意大利语、英语写下了这段中国古文，以表达她面对浩瀚星空时的思绪云骞，穿越1600多年的《兰亭集序》迅速“出圈”。 在意大利汉学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毕罗看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文化地位上是一致的。“不同文明对美的认识虽有差异，但我相信追求美、欣赏美无疑是一个跨国界、跨时空的现象。”毕罗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宇宙虽辽阔，但中国古人以“游目骋怀”的状态，个体也能在心灵自由中实现真正的逍遥与超越。所以，《兰亭集序》所反映的宇宙观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体系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态的体现。 视频：【东西问】意大利汉学家毕罗：《兰亭集序》为何在太空“出圈”？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记者：你的名字“毕罗”取自《庄子》，《庄子·天下》中有言：“万物毕罗，莫足以归。”你如何理解这句话，其中体现了一个西方人怎样的书法观、中国文化观？ 毕罗：“毕罗”这个名字我已使用25年，它源于1997年我在意大利学习中文时的一次邂逅。那时，我和同学们经常去一家中餐馆，主要为了能与中国人交流，以练习口语。一位在那工作的中国青年给我起了“毕罗”这个中文名字。我当时并不知道“毕”在中国是常见姓氏，没想到一直用到现在。 几年后，我知道“毕罗”在中国古代还有深刻的含义——在对待一切未知现象时，除了警惕谨慎的态度，还需要有包容心。以我的性格和人生经历来看，“万物毕罗”这句出自《庄子》中的名言确实适合我，不仅反映了我20余年的处世态度，更能概括我的学术研究以及文化志趣。 如果从更广阔的中国文化观来看，赫赫盛唐在宗教、政治和文化方面体现出的开放包容的国际精神、那些五体兼善的真正书法家，无不体现着“万物毕罗”的内核。唐朝书法史正是我的研究重点之一。  2016年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在西安大唐芙蓉园上演。张远 摄中新社记者：你曾表达“汉学研究需要厚积薄发，对中国传统文化入门的过程很长”。你认为研习书法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有何作用？ 毕罗：没有一定的汉语词汇量的积累，不具备对传统文献的基本认知，其实根本无法处理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史资料，当然更谈不上“汉学研究”。 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来看，书法是具有较高持续性的一种文化表现。书法实践是一种成本较低的活动，并不像雕塑和油画，需要昂贵的材料才能“入手”。同样临摹唐代楷书名品，今昔相比，除了彼时宋代用的是拓本而现在用的是影印字帖以外，没有根本性的差异。 从客观的历史探索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社会尚“修文德”，通过书法的汉字形体美有意识地向社会发出强烈的人文文化信号。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古代书法作品去充分了解当时复杂的人文和社会生态现象，以弥补历史文献记载不详的缺憾。 放眼全球，人们只要是对古代中国文明史有兴趣，即便欣赏不了书法，也不得不承认书法的文化地位。 中新社记者：在你看来，《兰亭集序》为何能穿越1600年在太空“出圈”？是偶然吗？ 毕罗：严格地讲，《兰亭集序》早就“出圈了”。19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晁德蒞(Angelo Zottoli)用拉丁文编译的教材《中国文学教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1879—1892年)中就收录了《兰亭集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接触中国文学的许多西方人都会读到这篇文章。 如今西方主要的中国古代文学译本都会载录《兰亭集序》。凡是在20世纪初接触中国美术史的西方学者公认王羲之是中国历史上最受尊重的艺术家之一。我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古代汉语课时，会让我的学生阅读神龙本《兰亭集序》，并把文本抄下来翻译成意大利语。  兰亭序全文。李志华 摄虽然我并不是那位意大利宇航员提及的汉学家，但在我看来，萨曼莎·克里斯托福雷蒂在西方社交媒介提到《兰亭集序》，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网络时代的代表性节点。近期，我校对完成了一部题名叫《一觞一咏：〈兰亭诗集〉研究》的意大利文小著，2023年2月将在米兰问世，希望到时候可以把此书赠送给这位意大利宇航员。  毕罗的意大利文著作《一觞一咏：〈兰亭诗集〉研究》将于2023年2月在米兰出版。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你曾谈及“要把王羲之看成一个世界人物，把王羲之和中国书法当成世界文化的一个亮点……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实际上在文化地位上是一致的”。这是否说明不同文明间，在“美”“心灵自由”等认识上最易产生共鸣？这对东西方艺术交流有何帮助？ 毕罗：我之所以提出王羲之的世界意义，因为书法是世界不同文明在探索美的漫长过程中的一个闪光点，值得更广泛地分享。不同文明对美的认识虽有差异，但我相信追求美、欣赏美无疑是一个跨国界、跨时空的现象。只要对“艺术作品”表现语言的基本规律有所了解，并不带偏见地去欣赏它，任何人都能感受到其魅力。 今天的世界最缺乏的就是对美的多样性认知。美的感觉是相通的，但是美的标准不可以是唯一的。 在东方世界的历史上，中华文明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中华文明以汉字典籍为主要载体传入东亚其它文明，形成了东亚“汉字文化圈”，推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 在西方文明影响力如此巨大的今天，中华文明将如何与西方文明以及其它文明和谐互鉴？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所需要的是不同文化传统的滋养和启迪。中国文化虽然在中医、建筑、工艺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特色，但书法是唯一原汁原味保存至今的千年艺术。研究书法的根本目的正是通过对书法作品的正确欣赏，使来自不同文明的观者提高眼界，使精神生活及审美趣味更加丰富。 通过书法，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全貌，东西方汉学研究无疑也会从中受益，这也是书法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作用凸显的原因之一。书法走向世界是非常有必要的，只要我们以严谨、开放的态度对待，书法在未来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定会大放异彩。  一名参观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观看“兰亭拓本”。韦亮 摄中新社记者：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如何完成由观看到对话、由告知到分享、由理解到认同的过程？书法在这一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毕罗：通过研究书法史可以看到书法是中国古代审美最高级的表达之一。一幅书法作品是一气呵成的挥毫动作所创作出的笔墨块面，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场展开在纸上的音乐演奏，跟音乐的直观感受一样，会直接进入到书写者和观赏者的心底。这是古代中国人基于对世界和“万物”的认知。用笔触的方式把观念和人文理想转写成二维平面的文字符号。 这种艺术形式就具备了跨文化传播、跨文化理解、跨文化感染的优势。成功的书法作品是宇宙时空与文人理想的融合，有痛彻心扉的人生经历，有卓绝独立的生命沉思，更有高远深邃的宇宙意识，充满着时间性和立体感，已远超出了二维平面。  山东临沂王羲之故居内，几位穿着书法字体服装的导游在书法《兰亭序》字碑前参观。王丽南 摄文明互鉴，应该尽量接触和关注代表不同文化的经典作品和历史人物，努力靠近获得历史认可的绝对精品、杰出代表，才有利于更准确真实地了解不同文明的复杂面貌，进而完成由观看到对话、由告知到分享、由理解到认同的过程。 就书法而言，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古代经典范本都是认识和了解文明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因为这是古老智慧在当代的发展。我们有幸能通过书法与中国古代先贤直接对话，在技法、审美以及精神上仰取俯拾，这是一个发现自我和改善自我的高级“修行”，也能够让更多的人由认同到欣赏，看到这个星球上更多细微奇妙的“美”。(完) 受访者简介：  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Napoli “L’Orientale”)博士，意大利汉学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中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研究中心负责人，二王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与传播中心特聘研究员。使用意大利语、英语、汉语三种语言出版了多部著作，并在德国《华裔学志》、中国《敦煌研究》《唐研究》《中国书法》等海内外权威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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